隋唐五代治疗皮肤病的方剂

隋唐五代时期，防治皮肤病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大有提高，其主要特点是：认识的疾病增多，对证候及发病机理作了阐释，还提出了相当详细的分类；治疗方法愈益丰富，护肤悦面防治药物大为扩展，皮肤病的防治水平明显提高。

1、皮肤病首次分类和新出现的病名

《诸病源候论》中有15卷、15门309候涉及皮肤疾患，分门别类阐述证候和病机。其所论述者，相当于130余种现代医学皮肤疾患，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，几乎包含了常见皮肤病的大多数，还记载了一些罕见疾患。首次见载的病名有：白癜风、乾癣(类似于慢性湿疹或银屑病)、脑湿(似于“皮角”)、鬼舔头(斑秃)、秃顶(早秃)、蛇身(鱼鳞病)、牛癣(类似于限局性神经性皮炎)、摄领疮(颈部神经性皮炎）、……等数十种。首次专题论述了妇女、小儿常见皮肤病，还专题列述若干全身疾患的皮肤表现，如伤寒斑疹、时气疱疮、热病斑疹、热病疱疮、温病下部疮等。

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和《外台秘要》论述皮肤病，病因多取《诸病源候论》之说，主要是丰富了治法。孙思邈论列皮肤病有140余钟，其首次列述的疾病有��精疮和老人常见之皮肤瘙痒症、阴下湿、毛发早枯和皮肤角化等等。

2、病因初诊治之进步疥疮

“疥”原来是人体患皮肤病的象形字，先秦古籍即有记载。但只认为是一种浅表的瘙痒性皮肤病而已，《肘后救卒方》首先出现“疥虫”之说。《诸病源候论》则将“疥虫”和“疥疮”联系起来，指出病因为“并皆有虫”，对其症状体征，给予真实扼要的记述。在专述小儿疥疮时更指出，“小儿多因乳养之人病疥，而染着小儿也。”表明对疥的传染性已有明确认识。

漆疮（漆性皮炎)：《诸病源候论》首先指出漆疮的不同类型，病状描写逼真，首次指出：“人有秉性畏漆，但见漆便中其毒”和“亦有性自耐者，终日烧，竟不为害”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。说明此病和各人“秉性”不同有关。这是对各人机体免疫状况不同的朴素认识。

癞、恶疾、大风(麻风)：这一时期本病名称虽然仍未统一，分类亦较繁复，但对比早期或晚期症状之不同。已认识到有“通体无异而眉须已落”和“遍体已坏而眉须俨然”的区别，对“四肢腹背有顽处”、“顽钝不知痛痒“(麻木斑)、身体枯槁，“津液常不出”(不出汗)、“重者手足十指已有坠落”和鼻柱崩倒等器官残损以及各种皮损表现均有描述（孙思邈《备急千要方》卷23，卷5，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）。隋唐医家为防治本病进行了不懈努力。孙思邈“尝手疗六百余人，差者十分有一，莫不一一亲自抚养。”德高术精，成为中国古今医家的楷模。

3、隋唐时防治皮肤病的方法丰富并多有创新

其特点是十分注意内治外治结合，药、针、灸疗法结合。药治食治结合，并吸收国外医学成果。这种通权达变的思想，是孕育创力的强有力催化剂。孙思邈即为其卓越代表。孙氏论述的140余种皮肤病中，治法约有复方、单验方234首，涉及药物230种，常用针灸穴位20多个，灸法多种，所用疗法剂型汤、散、丸、膏、糊、汁、酒、煎、熨、坐导、浴、沐、乳、烟熏、煮散、澡豆、蒸熏、枕、粥、泥等22种。

4、护肤悦面药

《五十二病方》、《肘后方》有少数载述，隋唐时有显著发展，尤以孙氏论说最为透彻而详备。孙氏不能容忍护肤防病的美容面药及衣香澡豆只私于少数贵胜有，应使之为全社会服务，对以后这类药物的普及推广起了极大作用。《千金方》两书中，仅面药即列有百余首，分外用热熨、冷冻熨疗法及内服法等。所用方药之中预防性护肤及美容悦面药有43首，其他为治疗性药剂。此外还有生发护发剂及唇膏。近年有人进行实验研究，证明孙氏立方遣药的科学性。现在许多中药美容剂也吸取了他的这些优良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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