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神农本草经》与神农无关

《神农本草经》是中医药理论体系形成的四大标志之一，奠定了中药学基础，中药理论体系便由此发生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历来又被简称为《本草经》，之所以将其冠以“神农”，是因为在西汉及其此前，“世俗之人，多尊古而贱今，故为道者，必�之神农、黄帝而后始能入说”（《淮南子・修务训》）。显然，这是当时的学风使然、文化背景使然。对于该书而言，托名“神农”不仅仅是一种托辞，而且既有相当长的历史渊源，又有相关的史料为依据。

据现存史料记载，早先是将农耕活动与神农发生联系的，将三皇中的炎帝称为“神农”就是明证，认为他就是最早的农业专家并教人稼穑。《孟子・滕文公》中就有相关的记述。据班固整理上古的文献之中，有关“神农”治农内容的资料就有20篇之多，并认为“六国时，诸子疾时怠于农业，道耕农事，托之神农”（《汉书・艺文志・农家类》）。在《吕氏春秋》中早已有类似的记载，认为“神农身亲耕，妻亲绩”。班固对此补注曰：“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，至于神农，人民众多，禽兽不足，于是神农因天时分，地之利，制耒耜，教民农作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，故谓之神农也”（《汉书・艺文志・农家类》）。这里不但将“神农”与古代农事活动联系在一起，还诠释了为何将炎帝尊为“神农”的理由。

本草类中药属于古代农事活动乃至现代的大农业范围，这是人所共知之事，这也是古人将本草乃至中药学知识与“神农”挂钩的理由之一。加之人类为了生存，要与饥饿、要与疾病作斗争，这都与本草无法分开。植物类食物绝大多数都是药、食两用的，古人在将炎帝与农业联系，以及对本草类药物深刻认识的同时，也就自然而然地将药物、本草与其联系并托附于他。因此，西汉陆贾就持这一观点，认为上古时代，“民人食肉饮血，衣皮毛，至于神农，以为行虫走兽，难以养民，乃求可食之物，尝百草之实，察酸苦之味，教民食五谷”（《四库备要・子部・新语卷上》，中华书局，1955年）。西汉刘安对这一说法有进一步的分析，认为“古者民茹草饮水，采树木之实，食蠃�r之肉，时多疾病毒伤之害，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，相土地宜燥润，肥饶高下，尝百草之滋味，水泉之甘苦，令民知所避就。当此之时，一日而遇七十毒”（《四库备要・子部・淮南子・修务训》，中华书局，1955年）。司马迁将古人对炎帝与医药密切联系的认识作了总结，明确地指出，“神农，以赭鞭（鞭通‘辨’）草本，始尝百草，始有医药”“神农和药济人”（《史记・补三皇本纪》）之后，世人便毫无争议地将本草、将医药创始之功归之于神农；因而汉晋以降，人们将传载古代有关药物知识的专著托名神农，便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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